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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行棋观大势，落子谋全局。”准确把握“十五五”时期所处的国内外大势是制定科学合理发展策略的基础。从国际环境看，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，我国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，大幅开放市场，顺应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数字化浪潮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顺畅的阶段。然而，当前全球贸易增速放缓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加之俄乌冲突、中东局势等地缘紧张局势持续发酵，对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造成冲击，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可能遭遇较大的风浪和较强的冲击，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。

　　第二，由“人口红利”向“人才红利”的跨越性转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劳动力规模随人口的增加而扩大，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“人口红利”。现在我国劳动力依然充沛，但“人口红利”的明显减少是不争的事实。与此同时，笔者在研究《人本体制论》和《创新立国战略》过程中，深感随着国人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、健康水平持续改善，“人才红利”已经明显呈现。因此，在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更应注重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，笔者认为，中国实现“三高”（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、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对外开放）需“高人”，“高人”重点有三大人群，即： 劳动者、科研人员、企业家。人本根基扎得深，就能激励调动人，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活力。

　　法国经济学家佩鲁（Perroux）在《新发展观：基本原则》一书中指出，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、社会、人、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·森（Sen.Amartya）也提出“以自由看待发展”的理论，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“扩展人的可行能力”。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们应注重覆盖全人群、全生命周期的人的全面发展。在此，笔者建议将联合国“人类发展指数”纳入“十五五”时期设置的相关指标。

　　联合国的“人类发展指数”由健康长寿、知识的获取和生活水平三部分内容构成，它体现了“以人为本”的发展理念，是衡量“每个人”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。将“人类发展指数”纳入“十五五”相关指标，一则，有助于促进中央提出的推动更多资金资源“投资于人”，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优化资源配置，将公共资金和国家资源优先用于覆盖全人群、全生命周期的健康、教育、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。二则，促进各地区各部门更加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，以满足全社会各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新需求。三则，在国际上，切实提高我国在联合国“人类发展指数”排行榜的排名，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。

　　二是“进”，即中国应积极参与“进”国际新秩序的制定中。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，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。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，理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。从推动经济发展上来说，中国应积极参与“多边+双边+诸边”协定重构，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调整作出更大贡献。同时，从地域上来说，中国在加强全球经贸合作上应继续“进入”相关地区。在这方面，全国应学习浙江发展“地瓜经济”的经验，把对外开放的“藤蔓”延伸到域外更多地方去。

　　第一个层次是对“生产方式”的倒逼，特别是倒逼其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革。经济研究表明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部，有个“生产方式”问题，突出表现为“经济结构”。一是供需结构：重在进一步“拓需”，即以拓展需求为重点，着力创建需求导向的“需求与供给相结合”的供需结构。二是产业结构：重在进一步“拓数”，即以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等“新质生产力”为引领，因地制宜创新产业结构。近年来，数字科技、能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，倒逼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、生物产业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、新材料产业、新能源产业、智能及节能环保产业、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。“十五五”时期要继续瞄准发展新兴产业，同时还要以更大力度以科技赋能“传统产业”，同时谋划“未来产业”。三是区域结构：“开拓”区域经济协调化新局。四是“拓绿”：以“绿色”为底色，创新“可持续发展”的环境资源结构。这些结构性问题，不仅关乎“十五五”时期，而且也关乎未来。

　　第二个层次的“倒逼”是对“生产关系”的倒逼，要求生产关系及其制度与之适应。这是必然的趋势。但这里笔者特别提请注意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对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”的内涵作了最新表述，即把“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，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”共同纳入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”框架，改变了以往的单一传统定义，这体现了党中央对“经济制度体系”认识的深化。并且这一表述在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中得到确认和完善。这就要求我们在“十五五”时期，必须继续在所有制结构、分配制度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方面，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改革创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