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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报告显示，本轮债务累积主要由发达经济体推动，财政压力集中来自社会支出攀升、国防军费投入扩大，以及利息负担持续加重。2026年年初，中东能源危机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全球财政脆弱性。IMF强调，当前问题的实质不在债务规模本身，而在于运行条件的系统性转变。过去十余年，全球高杠杆的稳定运行依赖两个外部条件，一是主要经济体长期维持低利率，二是全球化支撑下的稳定贸易和资本流动。如今，两者同步弱化。全球财政运行的底层逻辑由此发生改变，债务稳态赖以维系的基础正在松动。

　　这一格局的形成深植于其金融制度与财政传统之中。发达经济体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和高等级主权信用评级，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大规模发行国债，这一融资便利使其在危机时期更倾向于通过财政扩张稳定经济，也使债务累积的速度远超其他国家。事实上，由于美国总体债务水平的快速扩张，叠加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和利息负担持续加重，市场对其偿债前景的信心出现松动。2025年5月，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1，结束了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最高信用地位，这一变化构成对发达经济体长期融资便利的一次制度性警示。

　　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，赋予美国政府通过国债市场吸纳全球储蓄、实现内部债务负担外部化的特殊能力。欧元、英镑和日元亦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类似的全球资本吸纳功能，这一金融层面的制度性特权，构成了高债务得以长期存续而不立即触发危机的底层支撑。在发达国家国民账目表支出端，人口老龄化持续推高养老金和医疗开支。例如，2024年欧盟社会保障福利支出总规模约为4.9万亿欧元，占GDP比重升至27.3%，同比增长近7%。另一方面，在俄乌冲突外溢和安全战略自主诉求的双重驱动下，北约成员国国防支出在2025年同比增长约11%，较2020年水平扩张逾六成。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更是确立了在2035年前将国防投入提升至GDP占比5%的集体目标。综合来看，国防安全和民生福利的增长，叠加绿色转型和产业补贴政策的持续加码，使G7国家财政支出呈现难以逆转的刚性增长，债务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发达国家制度选择的长期工具。

　　高债务水平本身不会直接导致危机，主要影响在于改变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。债务利息支出在财政结构中的权重持续上升，挤出公共投资和社会服务性支出，逆周期调节的可用资源相应收缩，一旦外部冲击再度来临，各国可动用的政策储备将显著不足。债务规模的扩张同步抬升了金融市场对各国主权信用的敏感度，财政路径的轻微偏离即可引发债券市场的剧烈反应。2022年，英国特拉斯政府“迷你预算法案”引发的国债收益率跳升和养老基金流动性危机，便是典型例证。